阿尼瑪卿雪山腳下
遠眺唐古拉
我最近一次親近三江源，是去年7月19日，前往我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黃河源頭的約古宗列，參加為格薩爾賽馬稱王登基臺遺址的認定揭幕儀式。
當飛機抵達巴塘草原的上空，三江源區的壯美山河便展現在我的眼前：連綿起伏的山巒、山巒高處終年不化的積雪、網織在山巒溝壑之中的涓涓細流，其間一片片錯綜有致的碧藍湖泊……這些景致，從繚繞的云霧中時隱時現，看著它們，我的耳邊回響起了李娜的《青藏高原》……
作為亞洲不少大江大河的發源地三江源地區，就位于這塊兩億多年前才從海底隆起成為陸地的高原腹地。作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從北向南囊括了祁連——柴達木、昆侖、巴顏喀拉、羌塘——昌都、岡底斯和喜馬拉雅等6個構造帶，它的周圍，更是隆起了眾多西北——東南走向的高大山脈，如巴顏喀拉、阿尼瑪卿、唐古拉等。它們把三江源區分割成了不同的地理單元，每個地理單元之間，不僅有高度差異極大的山峰，還有盆地、湖泊和沼澤。
阿尼瑪卿、巴顏喀拉、唐古拉……這些高峻的大山脈雖然同處三江源區，但它們具有各自不同的個性魅力，它們或高拔，或險峻，或磅礴，或逶迤，或高貴，或圣潔，在藏民族的認知中屬于這些大山的外在“表情”，在地質科考者眼里，就變成了不同的地理地貌；而在人文學者的眼里，就會發現大山脈逶迤靈動的特有氣質。
阿尼瑪卿：孔雀翎上的雪峰
在藏民族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中，山水自然都是富有生命和個性的。比如阿尼瑪卿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它是雪域四大神山之一，有著至尊至崇的地位和名目繁多的頭銜。俄金索南、阿吾嘎洛所著《阿尼瑪卿雪山圣地志》(藏文)一書，對阿尼瑪卿做了這樣的介紹：它是開天辟地的九大造化神之一，是雪域藏鄉的寄魂山、佛教和苯教的護法、英雄格薩爾王的尊神、無盡寶藏的守護者、一切異教邪說的教敵。與極樂世界、蓮花光佛土、楊柳宮(金剛手菩薩與多聞天子居所)、度母所居璁葉莊嚴剎土等圣地毫無二致……有了這樣的地位和聲譽，在藏族民間，有關這座大山的傳奇故事四處傳揚，并賦予了它超自然又擬人化的形象：他身跨駿馬，手握刀劍，征戰廝殺于你死我活的疆場，他妻妾成群、兒女滿堂，享受著煙火之氣濃郁的天倫之樂，他喜怒無常，好惡鮮明，多變的性格時常以多變的天氣變化呈現出不同的陰晴冷暖——除卻天氣，這座大山的性格或心情也會“直露在臉上”，以不同的地理地貌呈現出來：冰山、雪峰、巖石、湖泊、草甸、沼澤……都是他不同的性格和心情符號，是他不同的喜怒哀樂。
阿尼瑪卿中的“阿尼”二字，在藏語中是先祖或長者之意。“瑪”據說是一個家族的姓氏，而“卿”則是龐大之意，合起來講，就是“‘瑪’氏大家族的祖宗”之意。也有專家認為，“瑪”在藏語中有原初、根本之意，意即創世紀之初阿尼瑪卿便已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阿尼瑪卿便是與世界一起誕生的山峰。而當黃河以蜿蜒羸弱的溪流從巴顏喀拉山麓的約古宗列出發，當它在阿尼瑪卿山腳下與星宿海相逢，與扎陵湖、鄂陵湖相遇后，它的名字便成了瑪曲，這里的“瑪”便是阿尼瑪卿的“瑪”，而“曲”則是河水的意思。如果以原初、根本這個意思去理解，瑪曲，便也是創世紀之河之意。
當我談及這個觀點，《格薩爾》學博士索加本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說：“瑪曲之‘瑪’，在藏語中也有孔雀的意思，所以，‘瑪曲’應該是孔雀河之意。一來，在青藏高原隆起之前，黃河源地區應該有孔雀、大鵬等大型鳥禽存在，許多藏文典籍和民間傳說都可以佐證這一點；二來，如果從一定高度去看讓黃河得以壯大的星宿海地區，眾多的湖泊連綴在一起，正如孔雀開屏一般美麗。這也可能是黃河被藏民族以孔雀命名的原因所在。”
在青藏高原黃河上游地區，由于高聳的阿尼瑪卿雪山和蹣跚學步的黃河——瑪曲的影響下，許多地名中都有一個“瑪”字。格薩爾賽馬稱王登基臺遺址所在地，是一片叫扎加灘的草原，這里是曲麻萊縣麻多鄉的轄區，麻多鄉的“麻”其實與瑪曲的“瑪”屬于同一藏語字音的不同漢語譯音，其中，“多”是上方、上游之意，“麻多”二字合起來便是黃河上游之意。格薩爾賽馬稱王登基臺遺址系一個用就地取材的青石板筑造而成的高臺，臺高約2米，頂端是一塊3平方米的平整巨石。與我們同行的諾布旺丹認為，登基臺遺跡與《格薩爾》史詩所描述的賽馬稱王的場景驚人地吻合，不但被當地民眾認可，成為有紀念性的建筑物，還在重要節慶期間舉辦紀念性活動，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非物質文化的相關定義。
這座登基臺遺跡，依照當地民間傳說，是格薩爾通過賽馬，一舉奪魁后，受到百姓擁戴，就地搭建登基臺登基為王的地方，也就是賽馬結束的地方，而傳說中格薩爾開始賽馬的地方，其遺址在今天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與登基臺遺址相距300公里之遙。《格薩爾》學專家諾布旺丹認為，這是完全符合當時的賽馬規程的。當時的賽馬是分段式的，不是一次性完成，賽馬途中有調劑休養、為馬匹添加草料的驛站。瑪多與麻多是同一藏語地名的不同譯音，均是黃河上游之意，從自然區域上，是整體的一片。
阿尼瑪卿主峰是瑪卿崗日，也叫瑪卿本拉，本拉，藏語意為粗壯的天柱，海拔6300米，巍峨高峻。在《格薩爾》史詩中，把以瑪卿本拉為核心的廣大區域叫做瑪域。瑪域一詞之“瑪”與前述意思相同，“域”則是地區之意。意即瑪氏大地。這一地區，也是黃河源頭的核心區域。這片大地呈現著古拙原始的地貌：這里是大山的王國，山脈交錯，雪峰聳立，一座座高峻挺拔的大山托舉著這片土地；這里是眾水的家園，河流縱橫，湖泊繁多，數千湖泊宛若一面面明鏡與天空相輝映，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海等湖泊海天一色，煙波浩淼，鷗鳥翔集，魚躍鳶飛，高寒草甸類草原上，野驢、藏羚羊、普氏原羚等高原特有野生動物成群結隊，悠閑覓食，這樣的景象都無一例外地在《格薩爾》史詩中得以充分的描述。史詩中，把這一區域描述為大地吉祥園，阿尼瑪卿則是這片土地上最高的雪峰。
就像格薩爾賽馬稱王登基臺一樣，在這山水之間，古圣與先賢曾經在這里建立家園，這里分布著許多遺址遺跡，每一處遺跡遺址同樣有一個神奇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與史詩《格薩爾》有關。因此這里被譽為格薩爾的故鄉。據有關民俗考察部門的統計，這里計有數百處遺址遺跡，這些遺址遺跡，或是史詩中某個戰爭場面的發生地，或是某位戰將的故居。
與這眾多的史詩遺址遺跡相對應的，則是出生成長在這里的格薩爾藝人。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生在某個遺址遺跡的近旁，或者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在某個遺址遺跡處昏然睡去，夢醒之后便可以出口成章，說唱一段段雋永奇異的史詩故事，并先后出現了說不完的格薩爾藝人昂仁、寫不完的格薩爾藝人格日堅參、畫不完的格薩爾藝人阿吾嘎洛等大師。據統計，這里的大小藝人計有數千人，這在人口只有10多萬的黃河源區，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一個個都是高原大地的人文使者。
而這些藝人都深信自己就是史詩中某位人物的轉世，并會說出一些依據或理由。他們認為，他們之所以會說唱格薩爾史詩，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對自己曾經的往事的回憶。
當信息時代的勁風從這里刮過，這里有了電纜，有了計算機網絡。許多自稱其前身是某位歷史或神話人物的藝人也都手持手機，或端坐于電腦前，與這個世界進行著各種聯系。因此，走進黃河源區，就會走進一片奇異的風景：這里的時間不再是縱向的，而是橫向地排列在一起，歷史、現實和未來都在同一平面上，就像是果洛州府所在地大武鎮以東的那座山頭上，古老的敖包和移動電話信號塔矗立在一起，同樣是那樣的和諧寧靜。
7月20日，我們終于到達了黃河源頭的正源約古宗列。這是一片綠草如茵的草原，一眼清泉從這里汩汩噴涌，在草原上蜿蜒而去，委陵菜屬的蕨麻花就像是灑落一地的碎金，草原亮麗而耀眼。看著這番景致，我又想起了“孔雀河”這個名字——或許不是星宿海的湖泊，黃河就像是一個愛美的女子，在她的孩提時代，就已經表現出了她愛美的天性。在這宛若孔雀翎般華麗的草地上，矗立著巍峨雄奇的阿尼瑪卿雪山。
而這里，離“瑪域”尚遠，這里是巴顏喀拉山北麓。
巴顏喀拉：藏牦牛的乳房
似乎很少有人從地名學的意義上去考察巴顏喀拉這樣一個蒙古語地名緣何出現在眾多的藏語地名之中，在周邊藏語地名的圍攏下顯得特立獨行，甚至有些怪異突兀。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藏族著名民俗學家索南多杰曾經就巴顏(巴彥、巴燕、瓦彥等不同譯音的同一蒙古語詞匯)進行考察，他發現，單單在青海，以巴顏命名的山峰就有13座之多。一位長期從事蒙古文化研究的學者超巨星曾對我國內蒙古、青海、新疆以及東北諸省區冠以巴顏(包括白音、白銀、寶音、巴燕、白云、壩堰等不同譯音地名)進行搜集整理，結果令人驚訝，全國以巴顏及相近譯音為地名者多達百余處！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以巴顏命名的地名呢？
超巨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一、巴顏為蒙古語富裕之意，蒙古族聚居地區出現這么多同為巴顏的地名，說明蒙古先民太渴望“富裕”；二、巴彥、巴顏、巴燕、壩堰、巴音、白音、白銀、寶音等地名的并存，反映了各地蒙古語方言在發音上的差異；三、一個蒙語地名同時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漢文譯名，典型的如西烏珠穆沁旗巴彥花鎮，又譯白音華鎮；科爾沁右翼中旗巴彥呼舒鎮，又譯巴彥呼碩鎮、白音胡碩鎮等，是與地名標準化工作不到位有關。
無論如何，巴顏，這樣一個地名就出現在了這里，并以它的響亮和堅定，使得對巴顏喀拉的其它命名都未能成為這座著名高峰的名字。
在探訪黃河源頭的路上，我曾與《格薩爾》學專家諾布旺丹聊及其事，他略加思索后認為，這可能與元世祖忽必烈探查河源的歷史有關。
據《河源志》記載，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朝派專使探查河源，并詳細說明了忽必烈探查河源的動機。《河源志》直接引用忽必烈的話說：“河源地區今為吾地，朕欲窮其源之所出，營一城，渾番賈互市。規置航船，凡物貢，水師達京師，古無有之，朕為之，以永后來無窮利益。”
忽必烈顯然對江河源頭缺乏認識。源頭之水，只是冰山雪峰上的冰雪融化后形成的溪流，離“航船運貢物”相去甚遠，但從這一行動上，足見忽必烈的野心與勇氣。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忽必烈派熟悉諸種少數民族語言的榮祿公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窮河源”。他們考察的是黃河源頭，但作為河源出處的巴顏喀拉山脈，他們理所當然地給予了一個屬于本民族語言的地名。
據記載，都實一行從河州(今臨夏)出發，沿河西上，“四閱月，始抵河源”，對整個河源地區的地貌、氣候、動植物資源等，都作了調查和記錄。至元十五年冬返回大都還報，“圖其位置”，上報元廷。可惜都實本人沒有文字圖籍流傳下來。倒是翰林學士潘昂霄，在與都實之弟翰林學士闊闊出“奉使撫京畿西道”時，從闊闊出口里聽到“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并從闊闊出手里獲得都實的原始記錄，據此寫成《河源志》。這已經是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之事，距都實探查河源已30余年了。都實所見河源如何呢？《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引《河源志》說：“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
這一段文字已經把河源地區星宿海一帶的景況非常逼真地描繪出來了。自星宿海下流到赤賓以下，始名黃河。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即昆侖。山頂積雪，終年不消。繼續順河下行，河水北行，轉西流，而北，至貴德州，州治官府名“必赤里”(今河陰鎮一帶)。又東行，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林木暢茂”。
或許，這段歷史與巴顏喀拉這一地名的來源有關。
如果說，黃河源區是《格薩爾》史詩文化的搖籃，那么，長江源區則是牦牛文化的發祥地。首先，長江，在藏語里叫治曲，意思便是牦牛河，確切地說，是母牦牛河——汩汩從冰川流瀉而出的長江，就像是母牦牛的乳汁一樣養育著大地蒼生，單單從這一地名的象征意義，足見藏民族對這一珍貴水源的看重和崇敬。而沿著長江順流而下，在長江流域的四川甘孜、阿壩，西藏昌都等地都有著獨特的牦牛文化。
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產家畜。有關專家在對牦牛的分布進行研究時，驚奇地發現，牦牛并不以行政或自然區域分布，而是以藏民族的繁衍生息而跨行政、自然區域分布，簡單說，便是哪里有藏民族，牦牛就會出現在哪里。
在藏地，特別是長江流域的藏族地區廣為存在的牦牛文化中，最常見的便是供奉牦牛頭骨或公牦牛的牛角——靜臥在瑪多縣黃河源頭的牛頭碑，在一定意義上是藏族牦牛文化的一種體現。追溯牦牛崇拜的起源，可能與遺留在藏民族民間的創世神話有關——在藏語中，斯巴一詞，既是對世界的稱謂，同時也是一個老人的化身，在創世神話中，這位名為斯巴(世界)的老人宰殺了一頭牦牛，他把牦牛頭放在高處，高處就有了山峰，他把牦牛皮鋪在地上，從此便有了大地，他把牦牛尾巴放在山下，山下便有了郁郁蔥蔥的森林。
《格薩爾》學專家諾布旺丹認為，這個故事本身便含有河源從高山流溢而出，締造了自然萬物的意思。他說，在《格薩爾》史詩中，就有一部叫《大食牦牛宗》，說的是，格薩爾帶領神勇的嶺國將士征服大食國后，把戰利品牦牛分給嶺國百姓，嶺國從此有了牦牛的故事。而在《格薩爾》史詩的其它部本，也多次提及牦牛的抓捕、馴養等情節。
據記載，遠古時期的牦牛羌部便是從長江上游一路遷徙到如今云、貴、川等地。而藏族典籍中也有“吐蕃六牦牛部”等部落源于雅魯藏布江及金沙江流域的記載。
正如文化不可能截然地出現在兩個區域而不交叉、混雜一樣，黃河源區與長江源區雖然有一定的區別，但也是相互交織，相互依存的，兩條江河各個支流為了水量進行著自然的爭奪，完成著一場屬于大自然的“南水北調”，而在文化上，這樣的爭奪同樣存在。自然與文化，總是呈現出一種近似仿生學的關系。
三江源，一座座閃耀著圣潔光芒的極地之山，在我們的眼前，時時充滿著無盡的人文誘惑……
